制造舆论，王莽篡权自诩“功德”

在中国历代夺权、谋权者中，王莽是一个最善于制造舆论的人，而其制造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，便是暗示，鼓励大臣上书，为他歌功颂德。

例如，分明是他花钱托请人买了一对白雉来献，便有群臣上书，称他有安定宗庙社稷之勋功，于是，他被封为安汉公。

例如，分明是他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皇帝为皇后，却先奏请广选历代圣贤公侯之女，等到众多女子名单都报了上来，他惟恐自己女儿德才貌均不如人，不能人选，会便宜了别人，便威胁要将自己女儿的名字撤下，口头上却说自己德望还不够高，自己女儿才德低下，不配与别人的女儿一同入宫。于是，引得一般庶民、书生、百姓纷纷伏阙上书，说安汉公的女儿不做皇后，还有哪个女子配做皇后？王莽这一番假推假让，不只把舆论造足了，还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，增加了25600顷的封地、2万斤黄金、2万万钱的聘礼。

不过，在此以前所造的舆论，虽然高潮时起，声势不弱，但大都缘事而发，不免有点零敲碎打的性质，等到他准备篡汉自代时，便需要有一种更全面的、更系统的、更有理论深度的舆论了。于是，有一个叫陈崇的人，上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奏书，大肆称颂王莽的功德。奏书一开始，采用排比的段式将王莽的功德归纳为十二个方面，如“贫而乐、富而好礼”，刚正不阿、不畏强权，“深执谦退、推诚让位”，去奸除恶、功追周公……等等等等。总之，“此皆上世之所鲜，禹稷之所难，而公包其始终，一以贯之，可谓备英！”是古今第一完人。结论是，有非常之功，当有非常之报。于是，以莽代汉的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。王莽篡权成功，取代汉帝，国号为“新”。

如果纯粹从文章学的角度而言，这份奏书的确是一篇好文章。开头十二段，每一段列举王莽功德的一个方面，又都以“公之谓也”作结语，写得条贯分明、气势磅礴；但又不限于罗列事实，又以古人事迹作类比，以圣贤之言为依据。有了这样一个丰富、坚实而有力的铺垫，最后的结论自然水到渠成，极具逻辑说服力。

一个政治家，能将舆论造到这种程度，也可谓“上世之所鲜，禹稷之所难”了。